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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迷宫（第5页）

事实上，从选校，到编写简历、撰写申请文书，再到准备面试，为申请出国所做的各项准备工作是一项事无巨细的系统工程，需要花费1至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因为申请者不仅需要时间去准备好上述申请程序所需要的文件，更重要的是需要花时间去“打造”出国所需要的个人特质和经历，譬如展现好奇心、实习实践、参与研究课题和国际会议的经历等等。

一篇谈论大学生留学规划指导策略的文章甚至提出，“对于大学生的留学规划指导不应停留在大四，而应从大一开始贯穿四年的学习生涯，在不同学年有针对性地准备语言学习、专业成绩、实习实践等”(p.219-220)。

要在有限的大学时光里准备好这些，既需要有条不紊地根据申请需求安排大学生活，又要对国外大学的录取规则和申请程序有充足的了解，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而言绝非易事。

于是，委托咨询经验丰富的留学中介机构就成了许多学生的选择，而对于不同家境的学生而言，这笔动辄数万元的咨询费又意味着不同的分量。

中国特色大学治理模式下的校园生活上文揭示了市场化和全球化趋势丰富了大学生毕业之后的选择，也加剧了大学生在毕业出路上的竞争强度。

在这幅以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为特征的图景中，大学成了求职和升学竞赛的预备所。

每个学生理所当然地应当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所拥有的各类经济、文化资本，尽可能地增值自己的竞争力，好为自己赢取优势。

可实际上，置身于大学校园的学生直接面对的大学生活现实却比这幅图景混沌复杂得多。

其原因在于，高等教育机构作为现代社会中的核心组织之一，其功能的复杂性远超过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这一个方面。

美国学者克拉克(BurtonR.Clark)提出了一个包含大学、政府和市场三者权力的三角协调模型，为我们认清现代大学的多重角色和使命提供了思路。

首先，作为生产与传递高深学问的教育场所，大学最核心的使命是探求高深知识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在英国的纽曼(John Henry Newman)、西班牙的加塞特(Ortega Y.Gasset)、德国的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中国的蔡元培等近现代教育思想家的著作中，这种对学术自主性和人文精神的追求俯拾即是，也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当代大学的教育理念——这一点从当代各著名大学的校训中就能见微知著。

如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提出，学生“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而非“徒志在做官发财”，凸显了大学教育有意趋避现实功利的倾向。

其次，随着现代大学对社会生活的介入越来越深，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愈发密切，大学的运作也不免受到政治因素的干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个由政党和政府全面管理社会各个领域的国家有目共睹，而高等教育也并无例外地处于国家权力的管理范围，形成了“政校一体”的管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后，虽然简政放权成为时代强音，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始终是高校组织管理的核心制度，党的领导仍然是中国特色一流大学治理体系的首要特征，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仍处于政府的影响力之下。

换句话说，虽然大学生的毕业出路越发市场化了，大学的教育宗旨、校园生活以及校园里潜藏着的机会和资源，却从未经历过真正的市场化，而是鲜明地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特征。

当政府权力渗入高校治理的环节，且大学坚持知识生产和育人使命时，现实中的大学生活就远非市场逻辑所能理解的了，而是充满了与市场理性无关的许多其他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