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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一九四〇年六月（第1页）

晨光熹微，朝雾弥漫，建筑的轮廓在雾霭中模糊不清。

整座城市就像是一个被失眠折磨的困顿者，将醒而未醒，欲眠而难眠，偶有悠长的汽笛声传来，反而更添几分茫然。自从一九三七年之后，上海的清晨就一直如此暧昧。

一辆黑色的福特轿车行驶在南市狭窄的道路上。不知是不是雾气大的缘故，它的行驶速度不快，乘客似乎并不急于赶到某个目的地，倒似在徜徉一般。

它正沿着民国路自东向西开去。这条路原本是上海县的南城墙与城壕，后来政府改建，把城砖拆毁填入城壕，在原址上修了一条近乎半圆形的弧形路段，称为民国路，北面顶点毗邻法租界，南边的两个端点，与方浜路的东西两头恰好相连。南市有个流传颇广的谜语童谣：“一街分三向，东西北白相。”谜底即是民国路。

这辆轿车的行进路线很古怪。它从民国路的东头出发，沿着弧形道路依次走过新北门、老北门、小北门……然后再沿着方浜路向东直行，正好走成一个半圆形。

半圆边缘的每一个路口，都设有一道铁栅栏，以民国路为边界，硬生生把这块街区从南城切了出去，变成一个独立城寨。此刻车窗上出现一张外国人的面孔，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经过的每一个路口，透过栅栏空隙，把“城寨”内的景象一次次收入眼中。

此刻“城寨”里一片静谧，高高低低的木屋都掩着窗板。大部分居民仍在安睡，浑然不觉被人如此伤感地注视着。

当车子开到方浜路与阜民路交界的路口时，太阳已徐徐升起。借着朝日的光辉，可以看到在这个城寨最高处的建筑顶端，正飘扬着一面旗帜。这旗帜正中是一个红色十字，边缘绘了一个圈，旁边写着中英文的“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及“南市难民区”几个字。

那一双湛蓝色的眼睛，在“南市难民区”这五个字上停留良久。随即车厢内响起一声沉重的叹息，那人拍拍司机的肩膀：“我们去码头吧。”

车子加快速度，不一时开到了十六铺码头。一个瘦高的法兰西人从车上走下来，眼窝深陷，身材颀长，可惜大半截右臂都不见了。下颌那一部纯白长髯倒是十分健旺，活像一蓬不曾蘸过墨的笔须。

码头上静悄悄的，没什么人，只有一个中国人伫立在系缆柱旁。那是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戴着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只是双鬓微显斑白。

他一见到神父，连忙快步走过去：“饶家驹神父，你是不是又去南市难民区了？”

“唉，对。马上要离开上海，所以我特意让司机去兜了个圈子。我有一个直觉，这将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它。”饶神父的语气里满是感伤，他握紧对方的手，“孙医生，我走以后，就要靠你们啦。”

“局势日益恶化，我们也不知道能支撑多久。”孙医生微微露出苦笑。饶神父习惯性地低声嘟哝了一句法国谚语：“Aforcedemalaller，toutirabien。”

“天无绝人之路。”

孙医生挑选了一个恰如其分的翻译。三年以来，这句话被饶家驹神父时时挂在嘴边，已成了口头禅。尤其近一年来，他说得越发频繁。大环境日渐艰辛，若不乞灵于一丝微茫的天道规律，只怕很难支撑下去。

饶家驹的中文很好，听得出这几个字的微妙暗示。他微微一笑：“孙医生，悲观主义者听到这句话，会觉得自己的抗争已无意义，只能由上帝来选择命运；乐观主义者听到这句话，会认为未来尚有一线生机，值得奋力一搏。你是哪一种？”

孙医生扶了扶眼镜：“我两者皆不是，我会奋力一搏，然后听凭上帝的安排。”饶是饶家驹心事重重，听到这一句话也忍不住大笑：“尽人事，听天命。我倒忘了，这才是你们中国人的哲学啊。”

“我是怕自己把未来想得太通透了，就丧失了在当下坚持的勇气。”孙医生说得很坦白，也很疲惫。

饶家驹歉疚地抓住他的手臂，看到对方眼圈微微泛红。这次自己骤然离去，对这位中国医生的打击比想象中要大得多。

三年前的那一场淞沪会战，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在上海造成了大量难民。国府无暇顾及，日本人如狼似虎，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又置身事外，结果这些难民流离失所，无处容身。中国红会不得不祭出沈敦和的故智，联络了各国驻沪人士，组建了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处理难民问题。

其中最为艰难的安置工作，由一向热心公益的饶家驹神父负责。经过他的奔走斡旋，最后在南市的民国路与方浜路之内划出一片城区，作为收容难民之用。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他殚精竭虑，穷尽所能，硬是在极度恶劣的大环境下，保住了这个“南市难民区”和生活在里面的三十多万难民。

谁知本月饶家驹接到耶稣会调令，需要返回巴黎。他有心拒绝，可耶稣会态度十分强硬。谁都知道巴黎如今在德军占领之下，同样需要救济难民。他犹豫再三，也只能奉命行事。

为了不引起难民恐慌，饶家驹决定悄悄离开。只是到了六月十六日离开当日，他实在舍不得自己付出无数心血的难民区，遂坐车围着这个区域最后转了一圈，才依依不舍地来到码头。

唯一赶来送别的人，是和他这三年密切配合的红会第一医院留守主任——孙希。

抗战开始后，在颜福庆的调度之下，兼任红会第一医院院长的应元岳率领红总、中山医院，以及上海医学院的大部分师生、医护人员内迁去了云南。孙希因为受过枪伤，被任命为留守主任，留在上海维持哈佛楼的运转。

南市难民区是一个国际中立区，只有红会系统的医生能够进入。孙希作为硕果仅存的外科主力，几乎每天都往难民区跑，与饶家驹结下了深厚友谊，也最为知晓他的难处。

“我走以后，你们一定要早做准备。未来的局势，恐怕会更加棘手。”饶家驹提醒道。

“不用未来，我估计您离开的消息一传开，这个难民区就会维持不下去。”孙希悲观地表示。

中国红会在沦陷区已停止了实质工作，他们并没有能力接管难民区。

“我说的可不只是难民区的事情。”饶家驹脸色凝重，“我听一些在工部局的朋友讲，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最近外交动作频繁，很可能在几个月后签订一份条约，正式结成军事同盟。”

孙希顿时一惊。他一直关心欧洲局势，法国早已被德国击败投降，英国正困守不列颠岛拼死抵抗。倘若这时候德国和日本结成军事联盟，岂不是意味着日本将要对英国人宣战？

日本人在三年前就占领了上海华界，但出于外交考虑，没有进入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许多药品，都只有通过租界渠道可以获得；而许多不可宣扬的病人，也是通过租界才得到保护。这三年时间，上海租界如同一座孤岛、一个正常生活的残影盒子，支撑着人们的最后希望。

倘若日本对英国宣战，那么这座孤岛一定会被洪水淹没，而上海将被黑霾彻底笼罩，再无一丝光亮，孙希呆立在原地，内心波澜几乎无法平息。跟这个消息的冲击力相比，饶家驹的离开都算不得什么了。

饶家驹很理解这位中国朋友的震惊，伸开仅存的一只手臂，拥抱住孙希，说：“如果你还能见到方医生，代我问好，希望他健康如昔。”孙希勉强笑笑，也伸出手来，抱住这位老朋友的肩膀。

“Abonchat，bonrat.”老人趁机低声在他耳畔咕叽了一句。

这句法语直译过来是“有厉害的老鼠，就有厉害的猫”。孙希还没开口，饶神父那略带口音的汉语，又一次在耳畔响起：“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觉得这句中译最准确。我的朋友，请你不要放弃希望。”

随着一声悠扬的汽笛声，大船缓缓驶离了码头，载着饶家驹离开了他生活二十余年的上海。那个站在甲板上的孤独身影，既像是在缅怀过去，又像是在为当下担忧，同时还带着点对未来的茫然。

孙希已经数不清这是开战后送别的第几个朋友。更可悲的是，他从来没有接过任何朋友回来。

船只很快变成黄浦江上的一个小黑点，孙希默默转身离开十六铺码头。他上了一辆黄包车，淡淡地说去赫德路爱文义路。半路上车夫出于职业习惯，还想随口跟客人闲聊几句，可这个客人一声不吭，整个人蜷缩在车座上，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照片。

这张照片微微泛黄。年轻的姚英子面对着镜头，略带羞涩。在她身后，孙希一脸狼狈，正要避过方三响肩扛的一条长木凳。这是农跃鳞在一九一〇年医院落成典礼上抓拍的，其时三个人俱不到二十岁，正值青春年少。照片虽已褪色，却依旧洋溢着雀跃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