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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一九四二年三月（第1页）

“嘣。”

杜阿毛微微翘起手里这一杆镶银玛瑙嘴的老烟枪，深深一吸。枪斗里的熟膏子恰好烤得冒泡，一团令人迷醉的香气霎时沁入肺部，他忍不住发出一声快乐的呻吟。

这杆烟枪是当年他在祥园烟馆时用的物件，刘福彪赏的。这么多年来，杜阿毛无论去哪儿都把它带在身边。不为怀念，只为忘忧。

如今迭格辰光，实在太难熬了。反日势力层出不穷，76号天天催办，日本人也盯牢不放，他这个治安队副队长每天疲于奔命。每天如果不抽上几口，属实熬不过去。报纸和电台天天说鸦片害人，那是不知道它的好处！

他拿起铁扦子，在枪斗里捅上一捅，打算再美美地吸上一口。这时一个手下跑进屋里来：“杜爷，我们在东京路码头拦到一个人，想请你去看看。”

东京路码头是苏州河边的小码头，有一条通苏州的内河航线。杜阿毛浑身骨头正酥软着，懒洋洋地道：“让樊老三去看就好，我停一停。”那手下迟疑道：“正是樊爷让我来找您的，说那人是您的一位故人。”说完趴在他耳边说了一句，杜阿毛原本慵懒涣散的双眼猛然一凝，急忙把烟枪搁下，从榻上翻身下地，匆匆出门。

他带着几个人，风风火火赶到东京路码头，见到樊老三正毕恭毕敬地陪着一个人讲话。那人五十多岁，一袭粗布长衫遮不住厚实高大的身材。那一张方正沧桑的面孔，杜阿毛可有足足五年未见啦。

“方医生？”杜阿毛还没走到跟前，先忍不住喊出声来。那人缓缓转过脸来，对他笑道：“杜爷好眼力，我刚到上海，你倒知道了。”

“哎呀，别瓢我啦，还是叫我杜阿毛就好。”杜阿毛乍见故人，情绪颇为激动。他握着方三响的手，仔细打量了一下他。方医生眉眼没变，可面颊黝黑透红，皮肤皴裂，一看就是常年风吹日晒，手上还有一排粗糙的老茧。

看来这几年，他在外头混得很惨啊。杜阿毛迅速做出判断，热情地道：“方医生这些年都去哪儿了？我们这班兄弟都想念得紧啊。”方三响微微苦笑：“我原先跟着红会救护队四处去战场救援，后来队伍在江西被日本人打散了，我辗转到了福建，靠行医为生。”

“哎哟，福建得分地方，靠海的东南一带还算富庶，靠山的可艰苦了。方医生你没吃到什么苦头吧？”杜阿毛似是无意地问道。

是时日本人已攻占了福建沿海一带，但无力向山区推进。福建政府迁到福建中部的永安县，依靠地形坚持抵抗。方三响听出他的试探之意，回答道：“厦门、福州、宁德、长乐、平潭……去的地方太多了。可惜我既不懂闽南语，也不通客家话，哪里都待不长久，只好灰溜溜地回来了。”

“要说生活，自然还是上海最适意呀。”杜阿毛笑道，“那么这次方医生回来，还是去红会第一医院喽？”

出乎意料，方三响摇了摇头：“我这次回上海，是因为熟人给我推荐了一份工作，在大上海分保集团做个保健学顾问。”“大上海分保集团？”杜阿毛一听，顿时双目放光。

去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人占领了公共租界，英美背景的保险公司被迫停业，而日本保险公司一时又来不及扩张。一个叫谢寿天的浙江商人牵头，联合了十九家华商保险公司，在上个月成立了大上海分保集团，四处招兵买马，要把空出来的市场都吃下去。

怪不得方三响不想回第一医院。大上海分保集团流金淌银，不比那个靠捐款活着的慈善医院强？他这几年吃多了苦，也知道银钱的好处了。

杜阿毛变得更加热情，转头让樊老三叫部车子，说：“我送你去，我送你去。”方三响知道他的心思，也不推辞，说：“我们许久没见，路上可以嘎三胡。”杜阿毛大笑：“怪不得方医生你在福建待不住，讲起方言来太蹩脚，还是老老实实说国语好了。”

一路上方三响问起医院近况。杜阿毛摇头叹息，说：“第一医院这几年境况惨淡，没人也没钱，病人也越来越少，眼看就要关门了。唯一能上台面的孙希孙医生，两年前因为一次手术事故，把右手给废了，从此不知去向。”

杜阿毛注意到，方三响的双手不由自主地攥紧，手背上根根青筋突起，不过他居然没继续追问，可见再深的人情，也不如一份糊口工作来得重要。

车子很快到了位于广东路的大来大楼前。这栋大楼足有八层，外墙是用花岗岩岩块垒成，混凝土结构，正门是一个气势恢宏的月洞门，两扇黑色铁大门紧闭着，正门左右各有三个月洞形大落地窗，气势非凡。有资格在这个楼里办公的，非富即贵。

方三响下了车，杜阿毛并没离开，陪着他在门口闲聊。过不多时，一个西装男子从月洞门里走出来，一副外滩精英的派头。杜阿毛认出他就是保险业巨子谢寿天，常在报纸上见到。

谢寿天一见方三响，态度十分热情，似乎早就相识。听他们两人交谈几句，杜阿毛才知道，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余姚暴发过一场霍乱，方三响受命前去抗疫，当时谢寿天正好在乡探亲，做过红会志愿者，是以两人早有来往。

方三响能在保险公司谋到这么个好职位，大概就是因为有这层关系。杜阿毛疑心尽去，客套了一句“方医生我们改日约饭”，然后离开。

谢寿天引着方三响来到三楼，边走边聊些当年的事情。三楼门口挂着一块“大安产物保险公司”的牌子，这是分保集团的十九家华商保险公司之一，谢寿天正是这家公司的常务董事。

进了董事办公室，谢寿天轻轻关上门，一转身，气质不再是一个锱铢必较的沪上商人：“方同志，你在这里可以放心，这家公司是职委批准成立的，里面都是自己人。”

职委的全称是“上海地下党员、职员运动委员会”，谢寿天在去年正式入党，职委正是其上级领导。这些情况，方三响在出发之前就了解得很清楚了。

方三响道：“我这一次奉上级命令返回上海，是要在本月底之前，设法筹措一批磺胺类药物运回延安。”

谢寿天眉头微蹙，磺胺是用于战场伤的抗菌药品，是极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倘若是少量需求，还算好办，这种大宗药品流动，无论日本人还是汪伪特务都盯得紧，棘手得很。

但这不是私人请托，而是来自总部的命令。谢寿天最近看到的报纸上，天天都刊登皇军治安战的捷报，即使扣除其中的吹嘘成分，也可以想象日本人的扫荡何其残酷。这一批药品对各处抗日根据地来说，意义重大。

谢寿天沉思片刻，决然道：“这批药品，我来想办法安排。方医生你一会儿先去办个入职手续，把身份建起来，等我通知。”

“好。”方三响点点头。

“筹措药品还要几日，你好久没回上海了，要不要趁这几天放松一下，回去第一医院看看故友什么的？”

“不了，任务优先。我会在饭店等候，免得节外生枝。”

“我倒觉得，其实你应该回去看看。”谢寿天建议道，“治安队的人现在知道你回上海了，如果你连老东家都不去看看，也许他们会起疑心。”

谢寿天到底是做保险生意的，考虑得就是周全。方三响点头道：“我会去看看。”谢寿天又郑重提醒道：“上海如今不同以往，你一定要谨慎再谨慎，不可轻信任何人。”

“我在上海，大概已经没有谁可以轻信了。”

方三响告别谢寿天，离开大来大楼。迎面一阵初春的江风吹来，风中微微带有腥味与煤灰味。这属于黄浦江独有的味道，已多年不曾闻到。他忍不住站定脚步，贪婪地吸上两口，整个人陷入微茫的怀念中。

他早在一九三九年便在延安入党，此后一直在陕北从事边区防疫工作。今年年初，卞干事忽然找到他，说现在有一项前往上海筹措药品的任务，方三响在上海有根脚，又是医生身份，政治上也可靠，是最合适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