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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天下透明（第3页）

在没发明电脑的年代，想把如此错综复杂的户籍体系理清楚，就是一百个耶律楚材也没办法！忽必烈在中统元年（1260年）曾经试看抢救了一下，立了十路宣抚司，定户籍科差条例。可这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让他这次“阅实天下”的目的没有实现，反而弄得更乱了。

跟繁复的户籍体系相对应的，元代的户籍管理也极其简单粗暴。

马可·波罗在游记第二卷里，讲过一段他在杭州的见闻：“每家的父亲或家长必须将全家人的名字，不论男女，都写好贴在门口，马匹的数目也一样要载明。如有人死亡或离开住所，就将他们的名字勾去，如遇添丁，就加在名单上。”

虽然他是以赞赏的口气来描述的，但让秦汉唐宋的户籍官吏看到这个场面，能吐出一口血：这管事的得多懒多糙，才会这么干啊！

这还是在一线城市杭州，其他地方更不敢想象了。所以元代的户籍管理，其实算得上放养。

如此破烂粗放的一部机器，一直磕磕碰碰地运转了百年。元末战乱一起，它便彻底趴窝崩溃。用史书上的话说就是：“元季丧乱，版籍多亡，田赋无准。”

【注释】

元季丧乱，版籍多亡，田赋无准：据明史·食货志》所载，元朝末年时局动荡，多死伤祸乱之事，官方的户籍和田亩账册多有亡佚，赋税征收没有根据。据明实录》所载，直至洪武十四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天，朝廷才统计出全国人口的数字。

蒙古人拍拍屁股，跑回北方草原放牧去了。前来接盘的朱元璋，可发了愁。他望着那一堆冒着狼烟的机器残骸，蹲在地上叹了口气：这饭啊，夹生了。

元代户籍实在太乱，大明根本不可能全盘继承；可彻底抛开另起炉灶，难度也极大。废弃不是，继承也不是，朱元璋面对这个复杂局面，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试探着来。

早在洪武元年（1368年），他在南直隶诸府和江西三府搞过一个叫作“均工夫”的试点制度。规则很简单，按田地数量征赋役：每一顷地，出一个壮丁，农闲至京城服三十天徭役。如果田不够一顷，可以几家合出一丁；如果田多人少，也可以出钱雇佃农去服役。

这是一个无奈的折中做法。因为那时老百姓跑得到处都是，没有户籍来制约。官府干脆不按人头征税，而是把赋税折到田里。你人可以跑掉，但土地总跑不了吧？

除此之外，朱元璋在洪武元年还发布诏书说：“户口版籍应用典故文字，已令总兵官收拾，其或迷失散在军民之间者，许令官司送纳。”这是在向民间征集散落的元代户籍残本。紧接着，第二年，朱元璋又宣布：“许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

【注释】

户口版籍应用典故文字，已令总兵官收拾，其或迷失散在军民之间者，许令官司送纳：户籍账册还是有根有据为好，朕已下令总兵官注意征收元时户籍残本，或者它们已经失散于军、民之间，如果能找到的话，允许地方官府送交上来。

许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每个人的户籍必须以原先的户籍为准，不得擅自改变。万历年间，《大明会典》重申，所有军人、农民、驿站工作人员、盐场工人、医生、天文星象观察者、工匠、乐工，都不可以擅自转行。如果偷偷改变户籍记载的职业，想换轻松工作的，抓住你就要打八十杖。

你在元代是什么户籍，现在还是什么户籍，别自己乱改。在新户籍建起来之前，权且用旧户籍管着，先把人拢住了再说。

无论是“均工夫”还是“原报抄籍”，都只能临时救个急。真正想让大明长治久安，还得尽快把新的户籍体系建起来才行。朱元璋手下有一位大臣叫叶伯巨，他把这个道理说得特别直白：“夫有户口而后田野辟，田野辟而后赋税增。”

为此朱元璋辗转反侧，到处开会调研，最后还真让他寻到一个办法。

宁国府有个叫陈灌的知府，在当地搞了一个户帖法，成效斐然。朱元璋深入研究了一下，觉得这个建户籍的法子特别好，又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完全可以作为样本在全国推行。他决定拿来先用用看。

时间很快推移到了洪武三年。

洪武三年对大明来说是个特别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朝廷相继出台了各种政策，重修了官员殿陛礼法，制定了王府官制、五等勋爵，明确了明代科举的框架。一个新生政权，正缓缓走上正轨。

在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朱元璋颁布了一道圣旨，郑重宣布户帖制在全国推广上线。

“户帖”这个词不是明代原创的，它最早见于南齐，在南北朝至唐宋的史料里时常可见，是一种催税到户的术语。不过在明代，这个“户帖”的内涵却变得很不一样。

不光内涵不一样，连口气都变了。

朱元璋的这道圣旨，在中国的皇家文件里极有特色。要知道，一般的圣旨正文，在皇帝形成意见之后，都会交给专家润色一番，使之骈四俪六、辞藻雅驯，看起来高端大气上档次。而朱元璋的这份“户帖谕”，却是一篇原汁原味的“口谕”。

圣旨是这么说的：

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只）是户口不明白俚（哩）。教中书省置下天下户口的勘合文薄户帖，你每（们）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作）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们）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作）军。钦此。

真不愧是平民出身的皇帝，圣旨写得近乎纯大白话，读起来特别寒碜。

这个文风，其实不是朱元璋首创，乃是脱胎于元代。元代皇帝都是蒙古人，发布命令多用蒙语，会有专门的译员逐字逐句直翻成汉文，再交给文学之士进行文言修饰。有时候事起仓促，省略最后一道程序，便形成一种特别生硬的口语话文牍—硬译公文。比如泰定帝即位的时候，诏书就是这种风格：“（我）从若众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赦书行有。”

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正统临戎录》，里面用硬译体记录了大量蒙古人的对话，特别有趣。说回正题。

朱元璋为啥要用这么奇怪的白话文？不是因为朝中无人，而是因为他受够了那些文绉绉的套话空话。有一位刑部主事茹太素给朱元璋上奏疏，前后一万七千字。朱元璋让人念，一直念到六千多字，还没进入正题。朱元璋大怒，把茹太素叫过来痛骂一顿。这位皇帝态度倒真认真，骂完了大臣，晚上叫人接着念，念到一万六千五百字，才听见干货。

茹太素用最后五百字说了五件事，件件见解都很精到。朱元璋感慨说：“今朕厌听繁文而驳问忠臣，是朕之过。有臣如此，可谓之忠矣。呜呼！为臣之不易，至斯而见。”

后来朱元璋为了防止忠臣被误伤，特意把公文要求写在《大明律》里：“陈言事理并要直言简易，每事各开前件，不许虚饰繁文。”

在国家级的政策文件上使用大白话，也算朱元璋身体力行做的一个表率。

回过头来继续看朱元璋这份圣旨，抛开文风不说，它的内容相当务实。里面没任何虚头巴脑的废话，条分缕析，每一句都是干货，把户帖制的核心思想表述得很清楚。

那么，户帖制到底是干什么的？怎么运作？咱们不妨把整个执行流程走上一遍，就明白了。

图四·3“户帖制”执行流程示意图

第一步，当然是皇帝下发一道大白话圣旨到户部，给政策定下基调。第二步，户部根据文件精神，设计出标准户籍格式尺寸，叫作户帖式。

户部规定：“户帖”的用纸长一尺三寸，宽一尺二寸，边缘还缀有一国花卉装饰。这个尺寸，可不是随便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