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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迷宫（第8页）

如果家里拥有社会关系，有机会通过熟人推荐去应聘，则成功概率更大。

对于体制内的用人单位而言，例如省市直机关选调生的遴选，党员身份和学生干部经历则是重要的条件。

总而言之，对于高年级的大学生来说，无论有没有清晰的目标，毕业出路都是一道难以回避的选择题。

早做选择者将赢得优势。

因为几条主要的毕业出路要求学生所做的准备各不相同，学生要想在毕业时获得满意的出路，往往需要从大三上学期甚至更早开始选定目标并着手准备。

多手准备需要消耗很多精力，而完全没有准备的学生则会在毕业关头陷入被动。

范皑皑和杨钋调查发现，除去一部分因锁定推免无需准备的学生，在声望越好的学校里，学生越倾向于选定一条出路去准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学生，越倾向于早做准备；而准备目标越明确者，职业成熟度越高。

牛新春和郑雅君通过对某重点大学一届本科生历时三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大学生生涯定向的发展轨迹从大二暑期就开始发生分化——大二暑期之后，生涯定向清晰度高的学生对高影响力活动的投入呈现出愈发明确的方向性。

如果进一步把眼光放长远，去看迷宫出口外的道路延伸向何处，就会发现大学生需要选择的还不止于走哪个出口。

在某种意义上，升学仍可看作为职业做准备的预备过程，绝大多数人未来毕业后终究会走上工作岗位，在社会的职业地位结构上占据某个位置。

那么，学生在职业（预期）路径上又有什么选择呢？林南和边燕杰在90年代的研究中指出，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逻辑——以国家权力的控制力为核心由中心至边缘，劳动力市场划分为国有部门、集体部门和非国有经济部门。

单位体制资源对个人的生活机会发挥着实实在在的影响。

因此，与做什么工作、挣多少钱相比，去什么部门的单位更能决定个人的社会地位：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掌握着组织生产、管理和资源分配的核心权力，是地位最高、待遇最好的部门，而私营经济则是地位最低、体制福利最少的部门。

不过，伴随着我国逐步深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非国有经济部门从1996年起已经超过国有经济份额。

后来关于国内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学研究认为，国有经济部门和非国有经济部门已经在城市形成了两个并行的劳动力市场。

两个市场中的工资定价机制有所不同：国有经济部门的工资标准、工资定级和增长幅度仍然是由传统的体制决定的，用人单位无法改变，且增幅缓慢，但往往在货币工资外辅之以实物福利和保障服务，比如优惠的住房、医疗、教育等；而新生的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工资定价则是一种市场行为，根据市场和劳动力的供给需求情况决定，因而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是决定工资定价的重要条件。

近年的研究表明，薪资丰厚的外资企业、民营企业或跨国公司，已经成为高校毕业生的热门之选。

当然，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高校毕业生对非国有部门的偏好或许会发生变化，但总体的二元格局料将长期存在。

上述关于我国就业体制中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理论，与社会学家魏昂德(Andrew Walder)提出的著名理论模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二元精英职业路径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