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三看书

第一章 迷宫（第9页）

上述关于我国就业体制中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理论，与社会学家魏昂德(Andrew Walder)提出的著名理论模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二元精英职业路径不谋而合。

魏昂德与同事基于事件史分析方法发现，政治管理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是中国职业流动机制中的两条分立的路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大学学历始终是获得专业技术职位的先决条件，而党员身份始终是获得高行政管理职位的先决条件，专业技术人员很少转变为行政管理人员，反之亦然。

而郑辉和李路路研究发现，中国的精英群体在代际之间并非保持着二元路径的分立传递，他们的子女在两类路径之间实现着自由交换。

简言之，政治忠诚和高等教育是分别对应着行政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两条精英职业路径的两块敲门砖，这两类精英的下一代不一定会传承上一代的精英职业路径。

因而，对于手持国内顶尖学府毕业文凭的学生而言，无论家境如何，他们既拥有非国有经济部门需求的人力资本，又是党组织发展潜在成员的关键对象，因而有机会进入任何一条职业路径——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做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选择。

至此，我们已经大致勾勒出了名校游戏规则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和制度因素的根源，也切实地塑造着大学生身在其中的某种矛盾性的体验。

如同一个迷宫一样，名校生活精彩得令人炫目，也令人困惑。

当寒门学子拼尽全力，带着改变命运的信念来到这里，却可能发现人的全面发展、解决社会问题和高深的学术追求才是被津津乐道的主题；当他们认为好好学习才是学生的职责，却可能一进门就迷失在形形色色的学生组织和社会活动中；当他们默认上了好大学就能有好工作，却可能发现大学的生活内容很少和就业市场发生直接的联系；当他们想象来到名校就可以摆脱应试枷锁、自由发展了，却可能最终发现这里无非是另一片地形更为复杂的赛场……无论经历过多少茫然与困顿，到了毕业关头，学子们终究需要摊开自己手中的筹码，去某个出口处换取将学业成就转换成职业地位的资格。

只有那些顺利获得更高兑换价值的人，才更可能换得高职业地位。

由此观之，大学四年不啻是一场回报丰厚但挑战度极高的探险之旅，其内容繁复、规则复杂，需要参赛者对此有透彻的领悟，尽早决定自己将要去哪一个出口兑换筹码，并适时调整好前往的路线。

正如本章开头布迪厄的那段论述，这样看似平等的“游戏规则”，实则暗含着一些特别的要求，因而对于不同社会出身的学生可能意味着天差地别的难度。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来自优势家庭的学生更早地意识到职业准备对未来职业发展的重要性，并且倾向于在毕业前两年甚至更早的时间，就开始将职业生涯规划付诸行动”，范皑皑和杨钋老师注意到了不同阶层学生在调研数据中显示出的差别 (p.99) 。

差距更集中地反映在毕业之际。

不少量化研究已经确认，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在毕业去向上也存在明显的分化。

弱势家庭出身的学生比优势家庭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就业而非升学，然而弱势家庭学生的就业结果却又不及家境优势的同学。

闵尊涛、陈云松和王修晓基于某重点大学十年的学生调研数据所做的研究，更是说明在影响大学生毕业意向的因素中，家庭背景的解释力比个体学业表现重要得多；过去十年中，大学生的深造机会分配仍然体现为一种社会再生产逻辑。

问题是，作为生涯发展条件最薄弱的群体，弱势家境学生为何反而更无心做职业准备呢？不同家境学生在毕业去向上的差距，又是如何在上大学的过程中被一步步拉开的？我着手这些问题的思路，是去了解不同家境的大学生穿越迷宫的过程，以此来理解他们在迷宫出口处或好或坏的处境，究竟是何以被造就的。

下一章将具体地阐述本研究的理论思路与研究方法。